图左是陈华年轻时参军的照片，图右是他晚年戴着勋章敬礼的留影。梁淑怡/制图
“如果不抗日，就只能甘当亡国奴！”
八十余年前，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，一群不过十六七岁的少年走上了战场的最前线。
2025年9月3日的阅兵盛典，将抗战老兵们的思绪也拉回到那个“小米加步枪”的抗战年代。那时，他们正值青春年少，用血肉之躯，为民族存续而战。
而今，硝烟散尽，那段抗战历史不仅留存于书籍与碑铭，更活在他们的生命里：102岁的原地下党联络员李哲、101岁的原港九大队队员黎洪、97岁的原东江纵队战士陈华、101岁的原军医周展雄、100岁的原工兵团文书郑一宽以及95岁的原国民革命军情报员罗华松。
在硝烟中，他们为何而战？胜利时，如何欢呼？战争的烙印，又如何塑造他们的一生？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，他们的世纪故事，不仅是个人记忆，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。
烽火：家国与少年
1938年，长沙城的一场“文夕大火”，将罗华松的家族产业连同安稳生活一并吞噬。今年95岁的他，至今仍能清晰描摹出8岁那年推开家门的景象：“满院都是黑色灰屑，长沙天空一片通红，黑烟升起百丈还高。”
战前，罗华松家中的腊味生意如日中天，其祖父凭着腊味手艺在黄兴路、坡子街、坡子横街开出了三家铺子。其招牌产品“金银肝”，将猪肝切开夹肥油腊制，红白相间，在长沙风靡一时。“长沙过年的酒席上，若没有我家的腊味碟，便算不得大户人家。”罗华松说。
“日本人太坏了。”这句孩童最朴素的认知，是罗华松在心底深深埋下的抗战种子。一把大火，在一夜间将一切化为乌有。让富裕腊味商家逃难时“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出来”。
95岁的罗华松。南方周末记者 王航/摄
同年，千里之外的南粤，日军的铁蹄踏碎了“蚝乡”宝安沙井的宁静。这里是珠江口东岸历史悠久的“蚝乡”。今年97岁的陈华至今还记得，日伪军多次来村里“扫荡”，原本村子有三百多艘蚝船，被破坏得连一百艘都不到，村里的房屋也被烧毁。“如果不抗日，就只能甘当亡国奴！”他哽咽着说出那一代人的心声。
在繁华的香港，1941年12月8日清晨，日军的轰炸机呼啸着掠过启德机场，香港战役正式爆发。时年17岁的黎洪亲历了九龙的混乱，爆炸声、哭喊声混成一片。日军攻陷香港后，他的家庭也在战火中分崩离析：父亲在逃难中病逝，妹妹被卖，弟弟被抓去新加坡码头做苦力。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“国破家亡”四个字的重量。“与其等着被欺负，不如站起来反抗。”
这三个家庭的悲剧，是那个时代千万中国家庭的缩影。被怒火点燃的少年们，也各自踏上了不同的抗战之路。
陈华与三名同乡瞒着家人奔走五十多里路，投身东江纵队，而他“在这之前连十里路都没走过”；在香港，黎洪听到西贡有人组织自卫队，便主动上山寻找，随后编入港九大队；罗华松加入了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建的“学生教导总队”，抗战时期在湘赣边界传递情报。
102岁的李哲。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/摄
烽火年代，投身战场的方式各有不同，但都同样凶险。1942年，山东姑娘李哲选择了一条更为隐秘的战线。
时年16岁的李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负责联络和情报传递。她说，入党时只发了三句誓言：“一不怕苦。二不怕死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”这三句话，成了她日后穿越枪林弹雨的精神支柱。“那个年代，我们随时准备上刀山、下火海。”
李哲的麻花辫，是情报的“密匣”。她将情报纸条卷起，藏在自己又粗又长的麻花辫里，一次次躲过敌人的搜查。她的家，是地下党同志们的联络“据点”。开会时，家里的窗户挡得严实，她在外面放哨。要是发现有危险，她就把一个带花的花盆砸碎作为撤退暗号。
敌后工作，意味着时刻与死亡擦肩。一旦身份暴露，等待她的将是辣椒水灌鼻、刀剔肋骨的酷刑。当被问及“当时是否害怕”时，她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不怕，危险是有的，但只要想到我们的信仰，一想到那三句话，心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”
相比于李哲在敌后与敌人斗智斗勇，时年16岁的郑一宽则是在前线直面战争的残酷。1941年冬，枪还未握稳，他便被派往一线修筑工事。他回忆，战壕要挖一人多深，宽度可以两个人并排行走。“人走在里面，外面看不见。”
“当时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打仗的时候有点怕。”他回忆，连长一句“别怕，我们能把日本人打回去”曾予他慰藉。但真正让他适应战场的，是呼啸而过的子弹。“后来习惯了，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，也不紧张了。”因读书识字、笔迹工整，郑一宽后来就在工兵团任文书，负责宣传。
广西青年周展雄选择从军，则源于儿时立下的“医人、救死”志向。怀揣这一信念，他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，并于1944年以军医身份奔赴抗日前线。
在衡阳保卫战中，面对日寇的猛烈攻势，医务兵员严重短缺。当时并没有太多作战经验的周展雄临危受命，带兵去前线抢救伤员。今年101岁的周展雄，仍对战场上“听声辨位”的技巧记忆犹新，“如果听到飞机飞来的声音是‘刷刷刷’，就要马上卧倒、躲避。”
衡阳城沦陷后，周展雄随部队撤离，在湘南群山中跋涉了整整三个月。看到在战场受伤的战友，他心里想着“要全心全意救助他，让他活下来，让他回家”。
时代的洪流，将一群不过十六七岁的少年推上了战场的最前线。在敌后、在深山、在战壕，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民族存亡的重担，在血与火的淬炼中，等待着胜利的曙光。
胜利：“一生中最痛快的时刻”
1945年9月2日，东京湾“密苏里”号战列舰上，在中国等受降国代表注视下，日本人在投降书上签字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。胜利的消息穿越电波与火线，传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。
80年的光阴足以冲淡无数记忆，但抗战胜利那天的喜悦，在罗华松的记忆中却历久弥新，至今谈起，欢喜之情依然溢于言表。
“那是我这一生中最痛快的时候，比结婚还痛快。”得知胜利那天，罗华松正在江西吉安。下午，飞机低空掠过，大家以为是日机来袭，纷纷躲避。不到一个小时，飞机再次飞来，这一次，机身上拖着一条长长的横幅：“日本无条件投降”。但人们还是将信将疑。
直到第三次，飞机铺天盖地撒下传单，上面白纸黑字，详细写明了日本投降的年月日、各方代表。那一刻，所有的怀疑都烟消云散。
沉寂的吉安城瞬间被引爆。“大街小巷都是炮声，那一晚上都没停。”罗华松和学生教导总队的同学们被喜悦冲昏了头脑，他们冲上街头，把军帽奋力抛向天空，帽子落下又被踩踏，等到晚上一百多顶帽子都找不齐了。
“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我这辈子最最最记得的事情！”罗华松说，“打日本8年了，这一下翻了身了，我们变了老大，他变了小丑！”老百姓自发地送来庆功饭，可大家兴奋得一口都吃不下。
在山东昌邑，当李哲听到胜利的消息时，她的心里“像开了花一样”。这位在隐蔽战线奋战多年的姑娘，第一反应是找到领导，笑着说：“鬼子投降了，我该回家种田了吧。”告别战争，回归田园——这句最朴素的愿望，道出了一个普通百姓对和平最具体的想象。
于是，李哲和战友们背上腰鼓，敲起响亮的锣镲，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报喜队伍，将胜利的喜讯传遍十里八乡。“我们走到哪个村，村里的老百姓都会涌出来欢迎我们。”李哲回忆。
101岁的周展雄。受访者供图
胜利的滋味并非只有纯粹的甜。喜悦背后，还潜藏着各种复杂而深沉的情感。
身为军医的周展雄，听到胜利消息时内心涌起的最大感受，是两个字：“安心。”他平静地说：“没有仗可以打了。”于一个救死扶伤者而言，战争的终结，意味着无尽伤痛的止息，意味着他不必再面对那些血肉模糊的年轻身体。
而东江纵队战士陈华在胜利的狂喜过后，脑海中最早浮现的是，那些没能看到这一天的战友。“他们是英雄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英雄，没有他们的牺牲，哪里有今天？”他想起参军第三天就在自己面前牺牲的副班长陈成安，想起牺牲的指导员马史和那些早已忘却姓名的战友们。
这份交织着欣慰与哀思的情感，或许更能代表从纷飞战火中幸存的战士们最真实的心境。
97岁的陈华。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/摄
“是靠什么去打赢日本人的？我们靠觉悟、士气。”陈华回忆，当时游击队武器装备极其简陋，大部分在打仗缴获，靠打胜仗武装自己，生活也艰苦到要靠吃野菜果腹。“部队里官兵平等，军民一家，虽然艰苦，但是精神上却无比愉快。”
陈华回忆，乡亲们将游击队战士视作亲人。部队每到一处，战士们都会主动帮乡亲们挑水、打扫院子，晚上则和乡亲们聚在一起开联欢会。“当时部队没有床铺，乡亲们将收割的禾草编织成草席送来给我们睡。”
“老百姓是我们的靠山。”对于这句话，李哲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——有一次村子即将被日军包围，生死一线之际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带路，领着她们躲进深山才得以脱险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又是乡亲们悄悄送来窝窝头和水，支撑着她们渡过难关。李哲感叹道：“没有他们，我们活不了。”
烙印：刻入骨血的家国记忆
在101岁的黎洪左侧头颅深处，至今仍静静地躺着一枚弹片，那是战争给他留下的“纪念品”。当时，一阵猛烈炮火袭来，黎洪被飞溅的弹片击中头顶，当场昏迷，身边的机枪手悉数牺牲。这块金属在他颅内已安睡了大半个世纪，他却笑言：“脑袋还灵光。”
烽火岁月在老兵们身上留下的烙印，早已刻入骨血。黎洪颅内的弹片是有形的烙印，而更多的烙印，则无形地深刻于老兵们的精神世界，成为他们一生恪守的准则。
101岁的黎洪。南方周末记者 王瑭琳/摄
“既然参加了游击队，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”这份在战火中淬炼出的生死观，成为陈华一生的底色。他坦言，参加革命初期的经历，尤其是身边战友们的牺牲，是对他“一生一世最大的影响”，给予了他“坚持到底”的力量，支撑着他此后数十年的人生。
对于周展雄而言，关于那段烽火岁月本身的回忆，就已经是他心头最深刻烙印。
岁月流逝，如今年事已高、行动不便的周展雄时常夜不能寐。回忆正是他抵抗内心苦闷的良药，而抗战的经历正是其中最闪光的部分。
当他讲起一段往事时，整个人都重新焕发了神采：炮火中，营长祈兴被炸倒，司令员急令卫生处抢救。是他临危不乱，接下了这道命令，镇定地组织包扎、救援，通过持续的心肺复苏，硬是将营长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讲到最后，这位百岁老人像个孩子一样亮着眼睛问记者：“你说，我算不算英雄？”
这句“英雄”之问，与其说是在寻求一个答案，不如说是幸存老兵对自己一生价值的回望。周展雄坦言，如今唯有回忆自己对国家的战绩、对街坊的贡献时，才能驱散内心的苦闷。“当我去回忆这些往事，也就能安心睡得着了。”
战火留下的烙印，有时也表现为一种“假如”的遗憾。
“假如不是日本人捣蛋的话，我应该大学毕业，而不是连高中都没有读好。”罗华松惋惜地说，“假如没有日本人，我家里应该是长沙市中等偏上的富裕户。”
长沙城的那场大火烧毁的不仅是三间铺面，也是一个少年安稳求学、继承家业的未来。战后，罗华松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1950年，罗华松进入湘潭锰矿，从一名普通矿工做起，扎根一生。这份个人命运的失落感，让他对那段历史的记忆，更添了一份复杂与沉重。
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战争最深的烙印，是等不回的亲人。
战火曾让黎洪家破人亡。他的弟弟被日军抓往新加坡码头做苦力，从此杳无音信。直到1983年，在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离别后，兄弟俩才通过亲戚辗转联系上。重逢时刻，没有热泪盈眶，只有默默地握手和相视傻笑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黎洪回忆，尽管几十年未见，但兄弟俩一见面就认出了彼此，“话不多，但都高兴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份克制背后，是不言自明的血脉亲情：“兄弟感情在嘛。”
然而，团聚的时光终究短暂。弟弟在回过两次国后便溘然长逝。数十年后的重逢，最终化为永别。正因如此，黎洪常把“感谢和平”挂在嘴边，因为没有和平，他与家人甚至连这短暂的重逢都无法想象。
100岁的郑一宽。南方周末记者 王航/摄
这份苦涩，今年100岁的郑一宽也深有体会。1941年，16岁的他为赴国难瞒着家人从军，一走便是与故乡音讯隔绝的八年。当他再次回到湖南老家时，等待他的，是父亲早已冰冷的坟冢，和一位以为儿子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。
“她一见我就哭，我也哭，两个人抱头大哭。”郑一宽说，觉得自己“不孝”，辜负了父母让他学医的期望。这种对家、对父母的亏欠，成了战争留给他复杂、温柔的烙印。
传承：幸存者的“新战场”
走过一个世纪，彼时的少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。
他们是幸存者，也是见证者与传承者。站在今天的中国，回望烽火连天的过去，他们对年轻人最想说的是，“忘记历史，就意味着背叛。”
离休后的陈华，将讲述东江纵队的历史、传承抗战精神视为自己新的战场。作为广州地区老战士联谊会东江纵队分会会长，他时常告诉后辈：“中国的抗战历史是用血肉写成的。”
他回忆，当年东江纵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周旋，武器简陋到需从敌人手上缴获，“当时我们连自己的军事工业都没有！”如今，当在电视上看到阅兵式中整齐列队的新型战略武器时，这位百岁老兵难掩激动。
这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让他深感当年的艰苦奋斗与牺牲“很值得”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反复叮嘱：“国家强大了，生活好了，但年轻人决不能忘记历史，要把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。”要让那股“红色血液”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永远流淌。
这份传承的责任，101岁的黎洪同样扛在肩上。至今他仍保持着读书写字的习惯，家里的书架上，整齐地摆放着《南征北战录》《东江纵队史》等书籍，书页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。“我老了，不能上战场，也不能搞建设了，但还能给年轻人讲讲历史。”近年来，黎洪经常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宣讲活动。每一次，他都会郑重地戴上所有的纪念章，告诫孩子们：“年轻人要知道，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，不能忘本。”
罗华松退休后，也常常利用去学校讲课的机会，讲述日本人的残暴和抗战胜利的艰辛。在他看来，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英勇团结，即使“吃不饱，穿不暖”，但人人都把“国家”二字看得很重要。他嘱托年轻人：“要好好读书，学习本领，建设国家。”
郑一宽的告诫则更为直接：“我希望年轻人要自强自立，防止别人再来欺负我们。我们一定要记住中国抗战的艰难困苦，记住我们是怎样打垮日本的。不能忘记历史。”
然而，传承的背后，也有一份幸存者的孤独。时间带走了故人，也带走了那段历史的共同见证者。抗战胜利50周年时，在广州农林街道，李哲尚有13位老战友能共聚一堂；如今80周年之际，只剩她孑然一人。“很伤感，”她说，“没有人可以一起回忆过去的事了。”同样的落寞也属于百岁老兵郑一宽。作为黄埔军校第20期学员，他送走了最后一位在长沙的同窗，那段激昂的青春岁月，也再无人能与他共叙。
尽管故人凋零，但这些百岁老兵并未停下传承的脚步。在社区的宣讲活动上，101岁的黎洪总会郑重地戴上所有纪念章；在学校的课堂里，罗华松叮嘱孩子们“要好好读书，学习本领”；在镜头前，陈华则留下最郑重的期望：“不能忘记历史，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枪声早已远去，但属于他们的战斗，以另一种方式，仍在继续。
（南方周末实习生冯筱雅、张子健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 王航 王瑭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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